最后的吻

伊扎克对他的身体状况十分在意。身体应该棒棒的。难怪习惯上每星期六早晨充满活力地打网球对他来说有那么重要。当他的身体没有毛病时，请相信我，你是听说过的。他并不为身体担惊受怕，也不会用烦恼代替快乐。伊扎克只不过是从道义上相信他必须身强体壮，好干工作。他居然也有破例的时候。

我记得伊扎克在最后一次赴美旅行中伤着了肋骨。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旅行时，他从座位上站起身，每次到国外旅行乘坐飞机时他都服用安眠药，一定是药劲儿没过有点头晕，被底座绊倒，摔倒的时候撞到了胸部。几个星期后肋骨还疼呢。伊扎克诅咒着，不明白为什么不见好转。我向他解释说这种伤恢复得很慢，可是他一点耐心也没有。

幸运的是那次有我和他在一起，但是总是让我担心的是他自己一个人旅行，因为我的自我保护意识比他强多了。睡觉时一觉得冷，我立即本能地给自己盖上毯子。有一次睡觉，他冻得够呛，却还不知道给自己盖上毯子。当我不跟他一起旅行时，会担心没人给他盖东西，抵达目的地时会患上感冒，他经常是这个样子。

毯子，防弹背心。自我保护，无论大事还是小事。那都不是伊扎克的事，也不是他的天性。一方面信任医生专家的劝告，另一方面又排斥自我保护。这是伊扎克性格中的根本矛盾之处。

11月4日那个星期六的晚上，伊扎克要在特拉维夫市政厅前的露天地里———以色列列王广场举行的支持和平活动的集会上发表演说。这场集会在几个星期前开始筹划。伊扎克觉得这个想法并不好。担心参加集会的人不多。新闻指导尼瓦·拉尼尔打电话谈论即将来临的大选之事，尼瓦是我们的好友，80年代伊扎克做国防部长时她堪称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助手。她也参与了组织集会的行动。伊扎克询问她是否觉得有许多人参加集会，她认为会的，可他还是不太相信。伊扎克给特拉维夫前任市长什洛莫·拉哈特打电话，他是能给伊扎克以安慰的集会背后的重要力量。“别着急，伊扎克，”他说。“会有很多人的。”的确需要有很多人，人少将意味着在和平进程中缺乏自信，是人们缺乏热情的表现。倘若不是锐不可挡的成功，伊扎克宁愿不举行集会。真让人进退两难：我们该不该冒这个险去参加集会？他不愿意把和平进程放到公众面前测试。